The Links Project

Travelogues

1989年5月
诗人

虽然1989年明显和1889年有一段距离，但是有一些事情多年来都不变。我们是70后，生于爱的时代。欧洲经济复苏的刺激和战争的危机形成了一个梦幻的次文化。七十年代在荷兰高中的老师鼓励学生学习一些可以让他们愉快地度过人生的东西，因为没有人觉得我们需要工作。荷兰人相信机器人会帮他们做所有的事情，而他们全部会到长满椰子树的小岛享受生活。现实上，荷兰人除了在超市找到椰子外，就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得到。可是这个想法却启发了一个在美术学院的年轻诗人。他是第一开始迈向21世纪的诗人。他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 Sr.)有很多共通之处， 就是认为这世界清楚划分为共产国家和西方国家。当时，亚拉伯领袖只是牧羊人，一夜间发现自己站在一大片油田上。南美、东南亚和非洲才刚刚发现接受的援助原来有无数的附带条件。事后孔明，简直是一场虚伪的肥皂剧。总括而言，这个西欧的诗人在1989年五月看透了世界，他认为只要共产国家和西方国家有足够的原子弹瞄准对方，世界就会安全，大家就可以安睡。只有一件事让这位诗人放心不下，就是他那印刷工场。当时的电脑还是以5百萬位元組的速度运行，仅仅能够应付文书处理。印刷诗歌还是用鉛字印刷，长时间工作的印刷工人会因此铅中毒而致命。这并不是这位年轻诗人想见到的。

Undestined I listen to his beautiful words,
carried on the winds they are saying nothing,
they are undestined,
tempting the empty

这个标志的形状和组合跟宗教和奥运五环相似，上面的文字充满能量，像一首坚决的歌。年轻诗人当时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是原来标志的设计几乎辨认不到上面的字，就正如诗歌所说，只不过是一堆"美丽的文字"。那时候，平面设计师Steven Boland拿着一杯咖啡，还有一个从收音机听到的语言学发现走进来。他指出方言倾向跨越边界，因为它们仍然保留着古代语言的精髓。它们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以前在树林和草地放几块石头去划分边界的时代。

年轻诗人做了资料搜集。他找到了完美的解决办法。如果诗歌可以在每一个村庄和城市朗诵，从欧洲的最西面到亚洲的最东面，把每一个朗诵者的演绎拍下来，就可以把西方和东方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话，诗歌就可以从文字幻化成活生生的实体。它会超越语言的限制，不再被文字这个概念所限。Steven回应"对"，然后再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如果你真的可以这样做，一定会很棒。"那年轻的诗人，典型的诗人形象——柔弱，苍白的脸，带点忧郁，他耸耸肩说："有问题吗？"Steven又喝了一口咖啡，说"百分之八十你要去的地方是共产国家，你不可能说走就走。器材和旅费比现在政府给我们食宿的钱还要多。"

年轻诗人小心地考虑设计师的说话。现实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旅程是一定要完成的。设计师喝完了他的咖啡，给了诗人一个敬佩的笑容，然后离开。一个月之后，他俩又见面，还是上次那个印刷的工场。诗人把几米长的地图印了出来，包括从爱尔兰西面的克利夫登到日本的东京，一共508个地方，这就是【联系世界计划】的路线。设计师看着计划，好像看着一件让所有艺术家都兴奋的艺术品一样。然后，设计师用带点质疑的语气问他的诗人朋友："怎样解决现实问题？"诗人告诉他赞助人名册的构想，里面会解释整个计划和整条路线，要在7个月走完这508个地方所需要的费用，大概是十万荷兰盾（相当于今天五万欧元），这当然是节衣缩食的旅程。筹集这笔钱相对于亚马逊或者非洲沙漠水利工程需要的钱，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东西方和共产这些争议性的问题，就触发诗人写信到关注这些问题的国家，邀请文化官员加入计划的委员会。一旦他们加入，赞助人就会跟随其后。只要找到一些在东西方做贸易企业，计划几乎是没可能失败。设计师眼前一亮。这的确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诗人会按计划实行。

经过几个月，所有的国家的文化官员都准备好了，包括东德领事馆的Winkler先生、波兰领事馆的 Jan Larecky先生、苏联的Najdonov先生、中国的高迪先生。当时是1989年7月。三个月以后，柏林围墙就倒下了，共产主义随之蒸发，东德人感到困惑，怕以后会被歧视。而苏联的解体更带来很多未知数。

经过三年和一个在Pieter Brattinga著名画廊的展览，我有了足够的材料去展现【联系世界计划】的第一部分——爱尔兰到英格兰。Europcar 贊助了租車的費用，索尼（Sony）贊助了攝影器材，宝丽来（Polaroid）赞助了照相用品，还有一些城市赞助了我们的旅费和提供住宿。摄影师Guido van Dooremaalen陪伴这我，把旅途上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启程

出门从来都是不容易，看来没可能把所有需要的行李在出发前一晚上收拾好。我们很幸运遇到两位友善的驻守边境的警察，虽然我们迟到，但是他们仍然允许我们上船，从荷兰角港（Hoek van Holland）到英国哈里奇（Harwich），而且是成本价。

'年青人，你们没有藏着什么东西？
没有，长官

我们的大众汽车占据了轮船最后一个位置。摄影师Guido 和我就这样出发去西爱尔兰的克利夫登。计划穿州过省到日本的东京，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的目标就是收集各地朗诵诗歌《随意而行》的片段。

在海的对岸，又有警察等着我们，问道：

年青人，你们不会有任何色情杂志吧？
没有长官，只有一首诗歌

在穿越英格兰的旅途上，我发现英国各地旅馆的咖啡可以取得吉尼斯世界记录最难喝的咖啡。因为我们要用最快速度穿过英格兰，所以我们马不停蹄地驾驶，直到眼睛睁不开才停下来休息。我们在雷雨交加的情况到达了霍利黑德。我们不喝咖啡，叫了两杯啤酒，跟一个小伙子混熟，他答应当我们从爱尔兰回来时，就会把诗歌翻译成威尔士文。

'问酒保要诗歌，他会给你两杯啤酒

我们预先给了他报酬，很小的代价，就可以把诗歌翻译为威尔士文。

到达爱尔兰

轮船载我们到达都柏林(Dublin)，天气很好。虽然我们精疲力竭，但一直把沿途的大西洋海岸、爱尔兰风光拍下来。我们经过都柏林、莫特(Moate)、阿斯隆(Athlone)，我的眼睛累得再也睁不开了。还有50公里才到旅程的第一站——克利夫登(Clifden)。我们把车驶到一个荒废了的旅馆。天空灰蒙蒙，冷峻得很。再多走5公里，在Maam Cross那里，有一个湖。在那里歇一晚，应该比这里好。我把车调头，驶出马路的时候，车头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第一个反应知道是走错车道了...刹车... 我还没有加速。向我迎面而来的车辆的轮子紧紧地抓住柏油地面，轮胎和地面造成的摩擦热得冒出烟来。我有一刻曾想过他可以停下来，但是还是来不及，我们撞在一起。 我睁着眼睛，撞到驾驶盘上。我肯定没什么大碍，我们的车不是开得很快。迎面一撞，两辆车的车盖相撞，反作用力使双方互相往后退，直到好几十厘米才停下来。我从车里跳出来，安慰对面因撞车而哭泣和惊慌失措的人。他们安然无恙，我们也是，但是双方的车都可以报废了。我在一个荒郊野外，四目相对。出师不利，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

大概十点钟，警察来了。长官叫李彼得，他把我们拉到他太太帕特丽夏的旅馆。我们的房间挂着一幅避风港的画。我测试一下刚才在撞车过程中掉了出来的相机，运作正常。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车。沉沉的摄影器材，没车根本不行。由于我们的车是Europcar赞助的，我们联络他们在阿斯隆的分店，看他们可不可以帮忙。他们的回答让人很失望：

"这里是爱尔兰。这是你们跟别的分店的事，我们管不了。祝你好运。再见"

我不会理会随后几个电话的人对诗词感不感兴趣，但是我会提及Europcar在都柏林的总监的秘书Maree的名字。她只要说两句话，就可以控制情况：

"你们要帮忙，不然的话，计划就不可能继续。好，我会打去阿斯隆的分店，替你们做财政担保。他们会拉你们的车回去修理，那样你们就可以把它驶回阿姆斯特丹的分店。这样对我们也比较划算，运回去的费用跟在当地修理的费用差不多。"

李长官听到我们的对话笑了。

"这样的话，你们需要最少两天的时间才可以出发。附近几条村都是我的管辖范围。你们可以跟着我巡逻那些村。"

Maam Cross，在克利夫登前的一个地方，走过这里就不是彼得的管辖范围。

"20英里，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搭顺风车去克利夫登。"

克利夫登

在克利夫登找一位理想的人选朗诵《随意而行》比预期中困难。首先，我们需要一位在年纪和思想上都有一定分量的人，一位父亲形象的人。由于这是第一个朗诵者，我们希望是具有纪念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爱尔兰人在镜头面前比较害羞。他们不愿意出镜，但是他们愿意帮我们找人，找邻居或者他们觉得适合的人。最后我们找到了在大西洋酒店的'O Scanaill先生。他刚刚出去了。前台的小姐觉得他不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才四十岁。

"他不是你们找的人...一个有智慧，有沧桑味道的男人。你们需要的是他父亲那种人，他住在山上。他可以是你们计划里头其中一张照片！但是，可能不可以，他脾气不好，不可能帮你。"

不管怎样，我决定碰碰运气。打个电话，不会有什么损失。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一把独特的声音：

"这是Peader 'O Scanaill。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什么？朗诵一首诗？当然可以。你的车坏了？现在在大西洋酒店？在哪儿等我，我过来接你们。"

去'O Scanaill先生家的路美不胜收，他家在山顶，可以俯览整个克利夫登湾的风光。他无论是外表，还是朗诵诗歌，都是完美。而且他用了盖尔语和英语朗诵。'O Scanaill先生解释为什么盖尔语消失的原因：

"盖尔语是原始的爱尔兰语言，差不多消失了。只有很少地方，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会说这种话。虽然你还可以在不同地方找到会说这种话的人，但是已经称不上是一种活的语言。原因不是英国人禁止用这语言，而是爱尔兰天主教会极力主张爱尔兰人说英语，务求更多人追随天主教，让他们征服世界。"

Maam Cross

我们的车还没修好，只好坐公车回Maam Cross。我们在那里找到了Barbra Kelly小姐朗诵。她是Peacock小姐的邻居，Peacock小姐是李彼得长官的朋友。Kelly小姐很爽快，不用任何解释：

"如果我帮得上忙，我就读吧。"

她的朗诵令人赞叹。有些人天生就会朗诵，不管他们知不知道朗诵的内容。Kelly小姐的声音充满感染力，任何解释只会破坏了她如雷贯耳的演绎。直到现在，她的演绎仍然是我最喜欢的。

Roscahill

就算在这里，住在李长官和他太太的旅馆，爱尔兰人害羞的性格在我们的"救命恩人" 李长官身上很明显，我们邀请他朗诵，但他婉拒了：

'"你要一个更合适的人。找我太太帕特丽夏吧。"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Europcar在Galway的分店安排了另一辆车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在爱尔兰剩下的旅程。

戈尔韦

当看到一座教堂的时候，我在想神父会不会帮我们。可惜他外出了。回答我们的女士拒绝说：

"我可能会收下你的写着诗的纸，年青人。但是，仅此而已，我不会做别的了。我不愿意我的生活受到打扰，或者逛街时，有人认出我。不管怎样，祝你好运，你们很勇敢！"

奥兰莫尔

错过了在Galway找神父朗诵的机会，我们在Oranmore找了另一间教堂。一个男人开门，他非常严肃，没有一丝的幽默感。我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完，就被他枯燥的声音打断：

'不感兴趣。"

我回答他，这跟钱没关系，换来的是多一个字：

"仍不感兴趣。"

我再解释，结果还是一样：

"再说一遍，没兴趣。"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道路被一群牛挡住了。当摄影师Guido开始拍牛的时候，一个男孩好奇地走过来。他乐意地朗诵诗歌。我对诗歌又有了新的体会：有时候很容易高估了诗的影响力。微不足道的琐事胜过内容，影像的威力可能超越文字

阿斯隆

除了医院、教堂等公共机构工作的人怕他们的上司外，在Connamara的人很少拒绝外国人。我们觉得康内马拉(Connemara)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古老遗迹，拥有荒芜但美丽的自然环境。一个空空的国家，除了多了电力、洗手间和热水，住在当地的人跟生活在中古世纪的人没太大分别。

田园风景画在驶到阿斯隆的突然改变。这里是著名爱尔兰男高音John McCormack的出生地，他用英语唱出关于爱尔兰的动听歌曲。这是奇怪的一天到访阿斯隆，空气里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氛，好像在那不勒斯流浪那样。我们第一次明显看到爱尔兰的贫穷问题。在位于教堂和警局之间社会保障部门，有几百个妇女排队等着拿他们的救济金。她们有年轻的，也有老的；有的安静地等着，有的左摇右摆解闷。我尝试让她们朗诵诗歌，可惜电池没电要被逼打断。

在当地报馆，我们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就是记者Jason Gill。然后，我又赶去找Patrick Dunne，他是一位政客，专注于欧洲的问题，活跃于Westmeath郡的政务委员会，还出版过欧洲的名人录。我问了他对于在爱尔兰一个很矛盾现象的看法。天主教媒体热衷于报道名人强奸、堕胎和通奸的新闻。当然，会有一些含糊的批评，但是从来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描绘每一个细节。奇怪的是有些女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爱尔兰没有妓女、毒品和罪恶。Dunne先生回答说：

"看来好像很奇怪，但不是。你们历史性的性革命才刚刚来到爱尔兰。所有人尝试去面对这些新的自由。强奸最近才被定为重罪。以前无论受害人给了什么理由，都会把责任会归咎于她们。一直以来，女性都得不到公平的对待。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案例为女性权益发声。主要的导火线是因为爱尔兰严格的禁止堕胎法，就算是被强奸，也不可以堕胎。这里有很多妇女被强暴，都不了了之。"

很明显，爱尔兰才刚刚进入1960年代，挣扎最能体现在报纸上。记者可以随意发挥，只要把粗话F-words(他妈的)写成F*ck就可以。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保障部门外面排队的全都是女的？Dunne先生回答说：

"今天是妇女节嘛！"

莫特

如果一个女人告诉你，你可以随时叫醒她，你不要把这话当真。但是，如果你在莫特，你可以拜访随时Vera Hughes女士，大前提是你要带她一首诗。在前厅等她梳理好后，这位医生夫人请了我们喝咖啡。她那至高无上的地位，二话不说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计划去下一个目的地。

Vera Hughes问："你们需要什么？"

TP说："最好是一些好像威士忌那样，具爱尔兰代表性的"

Vera Hughes说："没问题。你们要做的就是去下一条村，找约翰洛克威士忌酒厂。我会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会在那儿等你们。祝你好运！不要忘了我，你们从东京回来后，要写信给我。"

基尔贝根

多亏莫特的Vera Hughes女士，在约翰洛克威士忌酒厂一切都安排好了。这让我们离原来的预期又偏离了一点。在参观了酒厂后，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管理层让我们选他们的员工去朗诵，而不是心甘情愿的。劳拉基根小姐可能是这个计划的受害者。虽然如此，她是典型的爱尔兰女生，而且天生有朗诵才华。根据和Vera Hughes女士的经验，我们问酒厂管理层会建议去哪里。

约翰洛克威士忌负责人问："你们需要什么？"

"牧师或者警察"

约翰洛克威士忌负责人说："警察应该可以。我们跟警察长官的关系很好。你们去金尼加德的警察局，会有警察在那儿等你。"

金尼加德

金尼加德警察局的埃里克麦太格警司正赶着回家。当他收到等我们的委托时，他正准备离开。后见之明，他的确是理想的朗诵人选。事实上，他甚至不需要我们任何解释。

"不，不，不用向我解释了。我会按你们要求完成，然后下班。我只需要读这首诗。谁管我理解不理解。我们快点完成就好了。"

麦太格警司完全地启发了我，他的话指出了事实。我们不是教会，我不是牧师，而且我不是宗教的预言者。我纯粹要到不同地方，收集五百多个用不同语言朗诵《随意而行》的片段就行。我们缺乏资金，任何快捷的方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很可惜，我们拍了很多次，效果都不理想，甚至警司开始怀疑说：

"看，你们不是当我傻瓜吧？这是不是偷拍摄影机？把我当猴子吗？"

偷拍摄影机，谁敢这样想！可以找到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我们很骄傲可以找到麦太格警司。我向他保证这不是偷拍摄影机，可惜只是可以暂时安抚他。当要他签名，同意让我们发表的时候，他好像把协议书看成是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了魔鬼协议书那样：

"当我研究协议书，清楚所有条款，我会把文件寄给你们。如果不是偷拍摄影机，我就会成为你们最好的担保，比任何协议好。"

回到车上，Guido回想警司的话，说：

"你不应该把诗歌和哲理性的问题带出来。这样做只会让人觉得我们是某些宗教团体。不必解释诗和我们的原意。人们对镜头感兴趣。我们直接敲门，说我们是荷兰摄影队伍，想找人读诗，完成一个关于语言学的项目。"